我國企業集團大量出現于80年代中期 ，但其歷史可追溯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當時 ，在國家“發揮優勢 、保護競爭 、推動聯合”的方針下 ，出現了多種形式的企業聯合 。這些組織的名稱、聯合的內容 、聯合的方式等各不相同，企業集團的組建與運行亦不規范 。直到十四屆三中全會前后 ，我國的企業集團才逐步走上規范化發展的道路 。

     追尋我國發展企業集團的動因 ，除具有企業集團產生的一般前提外 ，還有其特殊的原因。首先是來自企業內部的聯合意愿 。經過改革開放 ，我國一些優勢企業脫穎而出 ，他們開始有了擴大規模的欲望和能力 ，利用自己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 、優越的地位 ，尤其是自己名優產品的吸引力 ，同那些具有寬綽的生產要素條件而市場境況不佳的企業進行聯合，以達到拓展生產空間 ，購進廉價資源彌補生產要素不足 ，直至擴大生產能力的目的 ；另一方面 ，一些劣勢企業希望通過聯合組建企業集團 ，把自己這個“車廂”掛在優勢企業那個“車頭”上 ，以求企業生存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擴張與生存互補的企業自組機制 。在這種機制下促成的企業集團一般具有自愿聯合的性質 ，且跨度大 、范圍廣 ，能發揮規模經濟效應 。其次是來自政府的干預。政府干預對我國企業集團的形成有著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在中央有關企業聯合政策方針推動下，各級政府在拆除壁壘 ，推動聯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積極打破地區 、部門所有制的界限 ，促成了一批以骨干企業為龍頭的企業集團 ；與此同時，我國對原有的行政性公司進行改造 ，使企業能夠脫離原行政性公司對其人 、財 、物的控制 ，為它們參加新的聯合體創造了條件 ；此外，針對長期以來企業之間閉關自守、互相隔絕狀態 ，政府在捕捉信息 ，為企業牽線搭橋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但從另—方面來看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實行 。地方保護主義” ，使企業集團的組建受阻 ；還有一些捏合的企業集團 ，使優勢企業成為“拉郎配”的犧牲品 ，不能發揮集團內各企業優勢互補的功能 ；那些由行業主管部門組建的全國性的公司 ，冠以“集團”名稱；則帶有行業管理的色彩 。來自企業自組和政府干預兩方面的原因 ，使我國的企業集團既具有發展速度快但又不成熟的待殊性 。